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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关村创新脚步从未停歇(壮丽70年·奋斗新时代)

  有一种情怀,矢志不移;有一种精神,穿越历史;有一种奋斗,辉映未来。

  在新中国历史上,有一个“村”,与我们国家的历史与现实、精神与物质、梦想与奋斗紧紧联系在一起,成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精神符号,成为一个国家追求卓越、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象征。

  这个“村”,就是中关村。

  新中国建立伊始,这里是京郊的自然村落,只有农舍和菜地。中关村闻名于世,始于1953年中科院研究所的进驻,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在这里奠基。70年间,高等院校在这里落地生根,科研院所在这里抽枝散叶,高新企业在这里迭代升级,中关村成为中国科技资源最为密集、科技条件最为雄厚、科研成果最为丰富的区域,为在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。

  进入新时代,作为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主要载体,中关村正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。

  爱国奉献 干惊天动地伟业

  “国家纳米科学中心”,耸立在北四环中关村立交桥的北边,是我国科技竞争力的新生力量。在纳米中心围墙边,有一个特殊的纪念碑。科技史专家樊洪业说:“这里,就是中关村建设的起点。”

  彼时,新中国刚刚成立,百废待兴。1951年11月,中科院在这个当年名为“中官屯”的田野里,勘田定址,开锹动土,建设科学城中第一栋建筑——近代物理研究所大楼,也叫“原子能楼”。1953年大楼建成,被称为“共和国科学第一楼”。一批学有所成的留学生,唱着“不要犹豫,不要迟疑,回国去,回国去,祖国建设需要你……”从美国、欧洲,冲破阻碍,回到急需人才的祖国。

  “干惊天动地事、做隐姓埋名人。”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,从这座大楼里走出了7位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:钱三强、王淦昌、彭桓武、邓稼先、于敏、朱光亚和陈芳允。从1955年到1995年,这座大楼里走出了近30位中科院院士,“孵化”出八九个新的核科学研究机构,衍生出庞大的研发机构群。

  一位老人告诉记者,当年,钱三强的办公室就在一楼,彭桓武、邓稼先、于敏的理论室在三楼,王淦昌的宇宙线室在五楼。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,这一带几栋简朴的灰砖楼里,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科学家。他们默默无闻、踏踏实实地做着一件又一件上天入海、惊天动地的事,成为新中国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奠基人。

  “最大的心愿,就是国家强起来”,这几乎是一代科学家群体的心声。他们以中关村为支点,奋战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。爱国精神、奉献精神、科学精神、攀登精神,与他们融为一体,也融入“村里人”的血脉,成为中关村最宝贵的精神传承。

  探路先行 立改革开放潮头

  在改革开放的每一次重要探索中,中关村的身影都坚定而耀眼。

  科学家下海,40多年前,这是不敢想的事。在中关村,中科院物理所的核物理学家陈春先,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

  一张破桌子、几把破凳子、七八个人、五六平方米的半间仓库……1980年10月23日,从“硅谷”考察回来的陈春先,在中科院物理所家属区的一间仓库门前,挂上了“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”的牌子。在这里,知识可以换财富,工资条之外也能有收入。

  吃惯了大锅饭,这么干行不行?争议中,陈春先被打上了“科技二道贩子”“投机倒把”的标签。

  “如果大学永远是象牙塔,研究所永远是不问市场的技术翰林院,它们永远和工厂老死不相往来,那么科学的春风,就永远不度玉门关。”对信息时代的提前感知,激发了陈春先另一种“强国梦”,陈春先在破冰路上倔强坚守。

  时代决定命运,“科学的春天”带来春的消息。1983年,中央一锤定音,争议烟消云散。科技人员下海,自此成潮。

  到1987年,中关村“电子一条街”已有相当规模,每天前来采购的人流量最高达到20万人次,科技企业148家,总销售额有9亿多元,占海淀区社会总收入的37%。

  硬币总有两面。改革开放初期,野蛮生长的中关村,繁荣与混乱相生相伴。早期市场经济中存在过不法行为,中关村也是重灾区。“取缔”“禁止”“清理”之声甚嚣尘上。

  众声喧哗中,一篇报道点明时代的方向。

  “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冲击了旧观念,冲击了科技和经济相脱节的旧体制,探索了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子,探索了我国高技术产业起步和发展的新路子,为科技体制改革、教育体制改革、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。”1988年3月12日,《人民日报》一版刊发《“中关村电子一条街”调查报告》,肯定了中关村的做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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